玛丽和丈夫回到英国时已经到了年底, 他们在皮卡迪利大街召开了一场舞会，在这场舞会上，玛丽的风姿赢得了众人一致的赞誉。
“我得承认, 她确实非同一般。”卡莱尔伯爵夫人看着弟媳和其他贵族夫人交流的样子, 走到弟弟威廉身边说, “我本来以为，她会拿捏不了与这些人交流的分寸, 就像很多阶级跃升的女孩儿一样。”
“只要玛丽愿意, 她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她, 只是她不觉得这种喜欢有什么意义。”
在威廉看来，妻子结识这些贵族女性肯定有别的目的，而不单单是为了社交。
他想的没错, 玛丽结识这些新朋友, 主要是为了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引领者, 借此更好地推广简洁方便的女装。
流行是可以引领的, 即便克里诺林裙注定成为未来上层女性的流行标志，那么, 玛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过于紧身的束腰和笨重危险的裙撑。
这个过程中，原本的科克子爵夫人帮了玛丽很大的忙。在玛丽离开英国的这段时间, 理查德和这位夫人结婚了。
婚后的伊丽莎白·普莱斯太太失去了原有的贵族身份, 也自动丧失了上一任丈夫给她留下的财产中绝大部分的权益,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财产保留了下来，加上属于她自己的, 那部分嫁妆，她还有两万四千镑。尽管对理查德非常信任，她还是请自己的律师起草了婚前协议。
“显然，这种安排对我们女性不公平, 丈夫可以依靠法律获得妻子的所有财产，而我们只能依靠信托协议对自己的财产行使权利，甚至只要做丈夫的想要钻空子，这种权利也没法得到法律的完整保障，只有衡平法愿意支持我们。”
聊到这件事时，玛丽又想起了当初她见过的那名被丈夫出售的妻子。像她自己、安妮、伊丽莎白乃至苏珊这样能够在婚前通过信托协议约定婚前财产“唯一和单独使用权”的女性是少数，或者说这本就是法律留给富裕女性的特权。
例如夏洛特，她婚前和托马斯·史密斯各自拥有普莱斯服装厂一部分股份，但是按照法律这些股份在她婚后都属于她丈夫名下，包甚至括她婚后得到的工资。要不是史密斯先生确实是个老实人，夏洛特还真不敢嫁给他。
“所以有财产的女性必须慎重挑选她的丈夫，高贵的品德才是婚姻最大的保障。”安妮看着新婚不久的伊丽莎白和玛丽，笑了笑，“看看威廉这些年的表现，我想你们应该对理查德和公爵殿下的品行很有信心。”
“仅仅依靠男士们的品德吗？”玛丽摇了摇头，“再说了，我们这些人还好，那些工厂里的女工们呢？明明是她们辛辛苦苦工作赚到的钱，却必须交给酗酒、家暴、不务正业的丈夫。法律甚至支持这种行为，难道这不是一种残忍吗？”
在婚后的六七年里，玛丽不断寻找着和自己有同样想法的女性。利用管理工厂的机会，她和夏洛特一起收集了无数女性在目前婚姻法和财产法下悲惨遭遇的证据。
在国王乔治四世去世那一年，即法国爆发七月革命的那一年，玛丽和身边所有对女性地位不满的朋友一起起草了一份修改已婚女性财产法的请愿书。
她们在各地征集签名，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请愿书就收到了两万多个签名。这封请愿书由德文郡公爵提交给上院，由议员理查德·普莱斯提交给了下院，但是这封请愿书并没有得到重视。
此时辉格党重新在议会取得了优势，首相格雷伯爵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议会改革上，不愿意给自己增加麻烦。这封代表女性权利的请愿书不仅被保守的托利党人嗤之以鼻，就连不少辉格党人也不愿意支持。
随后，玛丽在自家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英格兰已婚女性现状分析》的文章，在文章中，玛丽总结道:“有一种制度，规定了一种性别必须做另一种性别的奴隶，丝毫不把她们当人看待，那就是对妇女的制度。每一位妇女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脖子上带着无形的铰链，那是她成为丈夫奴隶的标志。”
卡莱尔伯爵夫人、菲茨威廉伯爵夫人、高尔伯爵夫人（卡莱尔伯爵夫人的二女儿）在内的多名贵族女性，以及女作家、女演员等，纷纷站出来声援德文郡公爵夫人。
等到《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格雷伯爵惊讶地发现，女性们对财产权的要求已经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声音，且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八三三年，英国《继承法》颁布。这部法律虽然延续了男性优先的继承原则，但是对女性继承家产的比例作出了部分修正，遗嘱继承的优先性得到了明确。
通过玛丽等人的努力，已婚女性保留婚前个人财产的唯一收益权的主张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但是法律上依然规定财产的所有者是丈夫；法律允许女性婚后在婚姻存续期内可以通过地契或遗嘱继承最近亲属不超过两百英镑的财产，但是对超过两百镑的遗产没有进行规定；未婚女性继承地产的范围扩大，包括自由持有、公簿持有和习惯持有的地产、地租。
对于这样的结果，玛丽根本不满意，尤其是对于下层妇女而言，她们的婚前财产几乎为零，这部法律对改变她们的地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没办法，上层女性并不需要工作，对她们而言，能够保证自己可以拥有婚前财产的收益就足够了。你一直坚持开办的工厂尽量使用女工不就是希望这些获得收入的女性可以站出来发声吗？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大人物并不打算倾听下层人的声音。”夏洛特看着玛丽，无奈极了。
到了这一步，玛丽的那些贵族朋友已经不再出声了，玛丽不可能强迫她们去为那些不属于她们阶层的人着想。
“我们得继续争取女工们的支持，现在上面的人的确听不见她们的声音，但是当参与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被剥夺，等女性发出的声音足够响亮，坐在上面的男性就没法继续忽视我们。还有那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女艺术家、女作家、女歌唱家等人，她们可都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赚钱的，这些人肯定愿意声援我们。”
权利的争取不可能一帆风顺，玛丽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威廉，难道新颁布的法律还不能让公爵夫人满足吗？”在一次上议院的会议结束后，格雷伯爵笑着询问，“现在她这么做，对你的声誉也没有好处。”
“尊敬的首相，我认为我妻子的要求并无问题，她只是想要让已婚女性获得和未婚女性一样的待遇。”威廉看着面前的老人说，“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她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格雷伯爵微微停顿，随后说:“这些事情就都留给墨尔本子爵去操心吧，我已经是一个该享受宁静晚年生活的老人了。”
在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后，格雷伯爵毕生最大的心愿已经完成，不想为无关紧要的女性权利继续操心。
从丈夫那里得知首相态度的玛丽并没有因此就失去信心，就像她对夏洛特说的，既然上层路线暂时走不通，那么她既先把下层地基打好再说。
在之后的日子里，玛丽除了不断改善自己工厂里女工的工作条件，帮她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还和夏洛特一起到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去，与纺织厂的女工们接触，鼓励她们成立工会，争取自己的权利。
当初帮助夏洛特的那名机灵的女工成为了纺织女工工会的领导者，让玛丽和夏洛特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虽然玛丽在伦敦不断推广简洁的成衣，但是这股风潮并没有传到曼彻斯特。这里的纺织女工们依然穿着自己缝制的长裙，行走在环境恶劣的工厂。
“职业女性需要更方便的服装。”玛丽在自己的《时尚杂志》写到。
她在一次赛马会上公然穿起了自己之前设计的阔腿裤，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传统人士的强烈抨击。就像法国的女作家乔治·桑一样，要不是她现在是公爵夫人，是贵族的一员，玛丽怀疑自己会被关到监狱。
除了推广新的服装，玛丽还成立了一所专门的学校，为女性提供语言、算术、纺织技术、缝纫机操作和服装设计等职业教育，这所学校不是为中上阶层的女孩设立的，成立之初就专门为下层劳动者家庭提供补贴，从学校毕业的女性还可以得到在普莱斯的工厂或公司工作的机会。
玛丽的苦心没有白费，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靠着自己的双手获得收入，她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更多的女性意识到，如果已婚女性的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那么她们就永远是男性的附庸。
一八三九年，《已婚妇女财产法》终于在玛丽为首的女权主义者的斗争下得以制定，明确规定“任何已婚女性通过她从事的任何工作、职业、商业获得的工资和收入；通过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任何财物；以及用工资、收入、财物进行的投资（回报）都应该归她单独使用，独立于她的丈夫，收据就足以证明她拥有工资、收入和财物。”（注1）
这部法律通过时，维多利亚女王已经登基两年，在她还是一个少女时，玛丽曾和丈夫威廉一起在查茨沃斯庄园接待她。
正是通过玛丽，年轻的女王了解到下层妇女的处境。一个工厂的女工辛辛苦苦工作工作赚回了养家糊口的薪水，但是酗酒赌博的丈夫却可以轻易夺走了她的薪水，孩子们嗷嗷待哺，被饥饿夺走了生命。
“既然一名女性通过工作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那么她在法律上就应该被当做男性当等同对待。”玛丽的话语给当时尚未登基的女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玛丽的队伍中来，一八五六年，《已婚妇女财产法》进行了新的修正。这一次，在法律上，英国的已婚妇女们终于可以像她们未婚时一样，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人的干预——
作者有话说：注1:引用自英国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
